朱教授的地质锤，终于又敲响了

我叫朱兴龙，今年七十岁，退休前在中国地质大学教书，跟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。2025年5月之前，我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还算硬朗——毕竟搞地质的人，年轻时背着样品翻山越岭是家常便饭。可有一件事我确实大意了：三十五年乙肝病史，因为常年在野外跑，从来没有规律治过。等到退休想好好养一养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

今年开春，胃口突然就垮了。吃两口就胀，闻着油腥味就犯恶心，肚子一天天大起来，像吹气球一样。腿也肿，一按一个坑。老伴催我去医院，我还嘴硬说没事。后来实在扛不住了，去华西一查——左肝上长了个东西，十二公分，巨块型。报告单上还有一行字：腹水中量，中度贫血，肝功能指标超了正常值三倍多。

图示红色圆圈内为朱教授刚刚确诊时肝脏肿瘤CT影像，可见肿瘤巨大并伴有液化坏死

我在野外见过各种各样的石头，坚硬的花岗岩、破碎的页岩、被挤压变形的千枚岩，可从没见过比“癌”这个字更让人腿软的东西。

接下来一个月，儿子带着我的片子跑了好几家大医院。专家们看完，反应都差不多——七十岁了，肿瘤太大，靠大血管太近，又有严重的肝硬化腹水，肝功差到这个程度，刀子没法下，化疗药也用不了。有的医生说得委婉，有的说得直白，意思都一样：没得有效办法了。

我一辈子搞地质研究，知道什么叫“不可控因素太多”——当你面对的变量太多、没有一个能稳住的时候，任何方案都是纸上谈兵。那一刻，我就是那个被判定“不可控”的老难题。

老伴背着我偷偷哭了好几次。我躺在床上，肚子胀得像扣了一口锅，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不是死，是后悔——后悔那些年在大山深处没把乙肝当回事，后悔退休后本该陪她去云南看看石林，一拖再拖。

儿子没有放弃。他查了大量资料，最后锁定了一家叫寰亚的医院。他说，这是一家国际高端肿瘤医院，里面聚着从全国顶尖公立医院出来的微创介入专家，张金山、肖跃勇、廖正银这些名字，在国内介入放射学领域是绕不开的存在。他们专做一件事：用一根细管子，不开刀，解决那些被传统手段判了死刑的肿瘤。

“爸，他们不用动刀子。”儿子说。

这句话打动了我。搞地质的人知道，有时候绕开一座山比炸开它更聪明。

到了寰亚医院，廖正银教授拿着我的增强CT片子看了很久。不像别的医生那样皱眉头，他看完抬起头，眼睛很稳：“朱老师，您这情况确实复杂，但肿瘤供血的血管我们找到了，主要的就那几支。我的方案是分两次做，从大腿根的动脉进去，把药灌到肿瘤里面，再把供血的血管堵上。第一次先打主战场，隔段时间再清理外围。一步一步来。”

我问他：“七十岁了，肝功这么差，扛得住不？”

他说：“就是因为你肝功差，全身化疗不敢用，才更要走这条路。药直接进肿瘤，不经过全身，对肝的负担小得多。”

我听完，心里有了底。搞了一辈子地质，我信一个道理——精准打击永远比狂轰滥炸有效。

第一次手术，我是自己走进介入室的。躺在台上，看着头顶的DSA机器像一个巨大的机械臂在缓缓移动，恍惚间让我想起当年在实验室里调试X射线衍射仪的日子。只是这一次，被扫描的是我自己身体里的“矿脉”。廖教授和团队配合默契，偶尔说一句“导管到位了”“药物灌注完成”“栓塞效果满意”，声音平稳自信。不到一个小时，包扎好，推回病房。

第二天，我就下床了。除了大腿根有一个米粒大的穿刺点，身上没有任何刀口。更让我意外的是，胃口开始慢慢回来了。术后第三天，老伴端来一碗米粥，我居然全喝完了——这是两三个月来头一回。

隔了一段时间，第二次手术。廖教授说第一次效果很好，这次清理剩下的供血小分支。做完后复查增强CT，廖教授把两次的片子往灯箱上一挂，指着给我看：“朱老师，您看，从十二公分缩到六公分了。”

我盯着那两排黑白影像，像当年在地质图上比对矿脉走向。十二公分，六公分——整整缩小了一半。肝功指标也大幅回落，肚子小了好几圈，腿上水肿消了，走路不再像踩着棉花。老伴说，我脸上终于有人色了。

图示为朱教授经过两次介入治疗后肝脏CT影像，肿瘤缩小一倍

现在我在家休养，每天早起在小区花园里转几圈，翻翻以前的地质图集，跟老朋友打打电话。等再好一点，我一定要带老伴去云南，看看石林。搞了一辈子地质，研究了那么多亿万年形成的奇观，从来没带她亲眼看过，这个账该还了。

前几天整理书房，翻出当年野外用的那把旧地质锤，握在手里掂了掂，分量还在。我心里想，等春天来了，说不定还能带着学生们出去跑一趟野外。七十岁怎么了？廖教授帮我把身体里的“矿难”清理了，我这把老骨头，还能敲几声响。

本案例为真实患者经历，已做隐私处理，不作为诊疗承诺。